王喜文:一带一路:从时空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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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6月20日 | 点击(1848)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上半年最大盛事活动。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按照通常的定义,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供求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联合行动。产能合作可有两个渠道进行:既可以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也可以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实施,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产业发展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笔者认为,产能合作是社会需要和大势所趋。从空间上,可以效仿日本、欧美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同类产业中的企业的做法,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另一方面,从时间上,要“拖延时间”,让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逐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与此同时,“抓紧时间”,以实时了解客户需求,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做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实现生产方式的升级。

一、日本的产业转移政策

  从政府角度看,日本政府推进产业转移的系列举措是一个典型案例。

  上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资源过度集中在首都圈,造成首都圈承载的压力过大。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工厂建设法》,禁止在首都及周边新建工厂或大学;通过《新型工业城市建设法》批准15个新型工业城市。其目的都是通过向低成本地方生产基地梳解,解决过度集中问题。70年代通过《工业带配套发展促进法》,将四大工业带分散至其周边的六个区域;通过《工业再配置促进法》,促进工业向地方分散以及产能转移。从而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工业污染问题,旨在实现均衡发展。

  80年代至9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为解决石油危机显现出的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能源结构的脆弱性,以及以赶超为目标实行能源消耗型重化工业的主导型发展,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严重的公害问题,日本把工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点放在了以技术替代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附加值、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型制造,来获取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上,目标是实现资源消耗型重化工业向知识密集型工业转变。例如,通过颁布《科技城法》,促进26个地方城市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颁布《知识型产业促进法》,促进26个地方城市发展软件服务业(图1)。

图1 日本产业转移政策与历程 资料来源:《新产业政策》,新华社出版社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以防止因海外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发展新兴产业、塑造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和企业为核心。例如,通过实施《区域产业集聚法》,解决一线城市产业空心化问题、促进产业集聚发展;通过实施《产业集聚法》,促进向可开展全球性业务的区域集聚;再通过《创业促进法》,发挥区域特色,培育新兴产业。从而有效发挥产业集聚的作用,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使日本通过产业转型与创新形成了建设世界工业强国的发展能力。

二、富士康的产业转移

  从企业角度看,富士康一直致力于向低成本区域迁移,获取比较成本优势。

  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是用工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物价带动人工费用上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开始加速进行工厂转移。世界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在2013年最终选择了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的贵州省,甚至今年来还有远走东南亚的打算。

  代工企业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进行组装作业,因此廉价劳动力不可或缺。富士康于1988年进驻广东深圳,随后为了寻找人工更加低廉的地区,应对劳动力资源紧张,逐渐将工厂向中西部迁移,以降低用工成本。这些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太原(2003年)、重庆市(2009年)、四川成都(2010年)、河南郑州(2010年)等,富士康还于2011年前后开始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人员从深圳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各工厂。可以说,作为代工企业,劳动力问题始终是富士康的一大难题。富士康也可能在不断思考:下一个成本更低的工厂设在哪里?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富士康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比如贵州省,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923万,其一类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为1030元。据了解,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贵州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图2)。

图2 富士康的迁徙路径 资料来源:《新产业政策》,新华社出版社

  据说,郭台铭最近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在2013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企业领袖高峰会上,郭台铭表示未来两年将启动印度尼西亚五年计划,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手机工厂。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2012年工人年工资每人平均4780美元,比我国深圳市低约30%。而在越南,2012年工人年工资在首都河内为每人平均2533美元。

  那么,电子代工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或者大规模迁徙东南亚之后,会对我国制造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随着国内人工、材料、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印度、越南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以比我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阵地,2008年以来我国对这些地区的产业转移也呈快速增长的势头。在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由“中国制造”转向“越南制造”。

  既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那就要在配套环境上下功夫。在需求持续萎缩的笔记本电脑领域,各代工企业的“西部大迁徙”也在持续。2010年以后,广达电脑等中国台湾地区的5家大企业相继在重庆市建设了新工厂。这些企业看中的或许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而是重庆至欧洲间直达货运列车2011年正式开通带来的物流运输成本的优势。

  毫无疑问,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实施,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三、除了“拖延时间”还要“抓紧时间”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动控制系统开始用于生产制造之中,拉开了大规模生产的序幕。虽然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也带来“产能过剩”问题。因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管理理念以产品为中心,以低成本去竞争市场,根据市场预测安排生产,是一种推动式的生产方式,某些时候,难免造成盲目生产,以至于产能过剩。如今,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人们对产品需求的变化,使得灵活性进一步成为生产制造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具体而言,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频繁,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对于制造业工厂来说,既要考虑对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快速响应能力,又要考虑因生命周期缩短而减少产品批量。随之而来的是,成本提升和价格压力问题。

  2009到2012年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依然坚挺。德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其基础产业——制造业所维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德国而言,制造业是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的发展是德国工业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基于这一共识,德国政府倾力推动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其关键词是“工业4.0”。德国2010年公布的《高科技战略2020》中,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创新政策。为使该战略得到具体落实,2012年德国政府公布题为《十大未来项目》的跨政府部门的联合行动计划,并决定在2012至2015年间向十大项目资助84 亿欧元。被称为“工业4.0”的未来项目,与能源供给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等项目同步公布。“工业4.0”未来项目,主要是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总体掌控从消费需求到生产制造的所有过程,由此实现高效生产管理。毫无疑问,德国是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由于德国在制造业技术方面的创新、研发和生产,以及在日益复杂的生产制造业务管理方面的流程化,使得德国制造业遥远领先。德国在拥有强大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上,凭借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领域所累积的极高技术水平,为德国工业奠定了全球领军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全球工业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德国在新时代的技术发展趋势下,为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出了“工业4.0”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

  “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是在“工业3.0”时代的自动化技术和架构的基础上,实现从集中式中央控制向分散式增强控制的生产模式的转变,利用传感器和互联网让生产设备互联,从而形成一个可以柔性生产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也就是说,“工业4.0”时代的多个种类产品的大规模定制,既要满足个性化需要,又要获得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

  “个性化”是有针对性的、量身定制的代名词;“规模化”意味着大批量、重复生产。“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就是让“个性化”和“规模化”这两个在工业生产中相互矛盾的概念相互融合的生产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让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更加紧密联系、高效协作,使得个性化产品能够以高效率的批量化方式生产。也就是,大规模定制生产。“工业4.0”时代的大规模定制是以顾客为中心,以快速响应赢得市场,根据顾客需求安排生产,是一种拉动式生产方式,能够通过灵活性和快速响应来实现多样化和定制化。

  定制产品由于更接近个性化需求,所以比标准化产品有更大的价值空间。所以,大规模定制生产将是企业参与竞争的新方法,是制造业企业如何获得成功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大规模定制以顾客愿意支付的价位并以能获得一定利润的成本,来高效率地进行产品定制,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要。此外,大规模定制生产通过互联网,使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以及顾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借助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大规模定制也可以实现消费者、经销商和制造商等多方的“满意”与“共赢”。

  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正促使生产制造业加速发布设计和推出产品。正因为人们对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增强,当技术与市场环境成熟时,此前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的规模化、复制化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故而,从时空角度看待产能合作,除了以空间换时间,通过产业转移“拖延时间”之外,还要“抓紧时间”,以实时了解客户需求,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才能够做到以智能智造的生产方式,快速响应不确定情况的各种市场需求,实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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