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生物科技公司Celltech 和半导体公司Inmos就是两家这样的公司，他们都是国家企业局为主进行投资、私有部门参与的公司。国家企业局认为，英国企业不愿意投资于生物科技和半导体行业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只能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加以解决。国家企业局“愿意承担风险，支持走一条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道路”。

　　如果工党没有在1979年的大选中失利，国家企业局很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新一届保守党政府勉强同意Celltech继续发展，前提是多数股权由私有投资者控制。

　　至于Inmos，政府授意国家企业局为该公司寻找买家。Inmos先是被卖给了英国电子集团索恩-百代（Thorn-EMI），后者再次将其出售给法意两国的半导体企业SGS-Thomson公司。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国家企业局错误地认为政府官员能够发现潜力大的技术、培养有前景的公司，她决心尽快纠正这一观念。

　　70年代后期，全球经济形势异常艰难。即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党的产业政策在振兴英国工业上也收效甚微。工党组建了国家领军企业，对这些企业的能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夸大了规模经济对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未能让技术落后的行业焕发生机活力。整个工业公有化，不仅导致决策制定的政治化，还延误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公共财政的无限支持，其结果就是把企业高管和员工与真实的市场隔绝，英国利兰公司（British Leyland）的教训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法国

　　在运用国家力量扶持特定产业和企业方面，在欧洲国家中，法国的政策最具连续性，其重点扶持的领域为基础设施和国防等相关领域。二战后的三十年，尤为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采取自由经济政策，法国政府的干预程度大大降低。但时至今日，政府应是国家工业资产保护人的观念仍未消失。

　　1945年的法国工业，经历了长达20年的投资不足，亟需实现现代化，但私有部门无意为工业注入资本。为解决这一问题，二战后的首届法国政府主要采取两个手段：国有化和经济计划。

　　国有化是把煤炭、电力和天然气等基础行业变为公有。经济计划则主要通过国有银行支持新的投资项目，确保重点行业资金充足。国有化中，唯一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就是雷诺公司（Renault）。但雷诺的公有化并非出于工业目的或经济目的，而对其所有者在战争期间宣布与纳粹合作的做法进行报复。虽然国有化后的雷诺由政府任命高管，但企业在运营上仍享有高度自治。

　　战后法国还采取措施加大科研力度。二战爆发前成立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战后进行重组，并接受政府促进和协调法国科学的发展的任务。法国政府还成立了科研机构，承担电信、航空和能源方面的研究课题。核能研究（后来发展为核武器的研究）交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mmissariat àl’énergie Atomique ）负责。这些机构补充了大学研究力量，弥补了法国没有德国、美国那样由企业所有的大型实验室的不足。

　　20世纪50年代初期，尽管动荡的政局和长期的通货膨胀导致法郎几次贬值，但法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速。然而，除了公有部门外，法国工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工业大部分仍由小型家族式公司构成，这些公司的顺利发展依赖高关税的保护。

　　1957年，法国决定和德国携手建立共同市场，情况随之发生变化。关税壁垒消失后，法国工业被迫适应越来越高的市场要求。同时，美国公司加紧在欧洲的运营，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到了60年代，法国出现大量兼并收购，部分收购案由政府推动。兼并收购的目的是实现规模经济，整合的同时政府与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法国工业战略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合作完成的，这在其他国家十分罕见。”

　　1958年，戴高乐再次出任总统后，决心通过推动国家领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和“宏伟计划”（grands projets）使法国跻身工业强国的前列。正如某位评论员所写的一样，戴高乐十二年磨一剑，视救国图存为己任。“拯救法国意味着实现军事独立、经济独立和技术革命。没有军事独立，任何国家都无法行使真正的主权；没有经济独立，任何国家都无法成为本国财富真正的主人；没有技术革命，任何国家都无法维持军事独立和经济独立。”

　　军事方面，戴高乐重任总统后加快了1945年开始的原子弹研发项目。任职前期，他大量向军用飞机和导弹的研发投资，打造出美式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复合体中既包括主要军用飞机制造商达索（Dassault）和专业国防电子公司马特拉（Matra）这样的私企，又包括一些国有化的公司。除开展长期研究和国防部承包生产合同外，政府还通过公共采购、科研经费、出口补贴和工业外交等多种方式支持军工发展。

　　民用飞机方面，法国同样富有决心。后来成为法国宇航公司（Aérospatiale）一部分的法国国有企业南方飞机公司（Sud Aviation），曾在50年代凭借卡拉维尔喷气式客机取得成功，该公司正是与英国联合开发协和飞机的法方企业，也是与国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商斯奈克马公司（Snecma）一道成立空中客车联盟的主要推动者。

　　虽然空客历经挫折才成为真正能与波音抗衡的对手，法国政府从未减少对发展民用客机的支持。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法国产业政策在此具有相当大的连续性，这正是英国产业政策所缺少的。

　　1961年，法国成立政府研究机构——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s），以发展航空技术。前文所述的部分民用飞机公司也参与其中。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在法属圭亚那建设了航空发射基地，与法国宇航公司和马特拉公司合作承担军用和民用航空项目。戴高乐卸任后不久，阿丽安娜（Ariane）运载火箭即开始研发。虽然项目后来发展为欧洲太空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但大部分资金由法国政府提供。让法国掌握太空科技，再次证明了戴高乐总统摆脱依赖美国的决心。

　　与英国不同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既没有走在计算机技术的前列，也没有认识到计算机行业的重要性。1964年，两件大事促成了法国政策上的转变。一是法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布尔（Bull）被美国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onics）收购，法国政府为阻挠收购鼓励两家法企接手布尔，但遭到拒绝。二是IBM发布360系列计算机，进一步巩固全球市场领先地位。次年，美国政府阻止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向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售两台计算机，此举更加凸显了法国取得独立研发能力的必要性。

　　为应对新动向，法国拿出Plan Calcul政策，建立法国本土计算机公司以对抗美国企业的竞争。按照规划，由三家电气集团——法国通用电气公司CGE（Compagnie Générale d’Electricité）、法国无线电报总公司CSF（Compagnie Générale de Télégraphie Sans Fil）和施耐德公司(Schneider)——的下属企业合并成立法国国际信息公司CII（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pour l’Informatique），三家母公司均为新公司的股东，政府机构通过补贴和倾向性采购等方式支持该公司的发展。

　　政府还采取措施确保法国国际信息公司能够从国内获得电子元件。通过“元件计划”（Plan Composants），政府可以向法国无线电报总公司下属的半导体生产商法国半导体总公司Cosem（Compagnie Générale de Semi-Conducteur）提供补贴。后来，汤姆逊公司（Thomson）控股法国半导体总公司，两家的半导体业务合并后成立的Sescosem公司，成为了电子产业关键领域的领军企业。

　　同戴高乐时期的其他“宏伟计划”一样，Plan Calcul政策背后的原则是Elie Cohen所称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国家创造手段积累科学资源和金融资源，为未来的国家领军企业提供拨款，通过公共采购政策占有市场份额，阻挡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结果是少数受照顾的公司与政府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大部分业务都依赖于政府。

　　法国通用电气公司便是其中一个获益的企业。该公司经过一系列兼并收购成为法国工业的一流企业，员工数量从1960年的3.3万人增加到1971年的10万人。1969年，与汤姆逊公司（Thomson）签订雅尔塔协议对法国通用电气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协议，法国通用电气公司获得汤姆逊旗下主要电力工程设备供应商阿尔斯通公司(Alsthom)的控股权，同时把国防电子和家用电器业务让给汤姆逊。汤姆逊还同意不在通讯设备市场上与法国通用电气公司竞争，使后者的子公司阿尔卡特维持通讯设备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地位。协议达成前不久，汤姆逊公司收购了法国无线电报总公司。无线电报总公司早就在广播和电视行业确立了领导地位，后来又在军工电子行业居领先地位。无线电报总公司还是法国国防部的重要供应商，收购案进一步拉近了汤姆逊与“宏伟计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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