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产业及其竞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生产力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每小时创造的GDP达到美国的80%，而1950年仅为美国的44%。这一增长归功于贸易自由化和整体上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与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几乎扯不上关系。受到干预最少的国家发展得最快——比如西德。

　　此外，无论在高技术领域希望赶超美国是否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也无论其对于政治和国家声望的影响是否与经济一样重要，但在这方面，欧洲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欧洲的航空航天和计算机行业仍大量依赖于欧洲国家政府的补贴，而美国企业则已遥遥领先。同时，试图通过政府干预缓解下滑产业问题的结果，往往是拖延了必要的改变，且需要纳税人付出大量代价。

　　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欧洲产业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却低估了由于政府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正如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失灵——比如企业不愿向风险较高的高技术项目投资，其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行为就是正确的。

　　“需要事先确定的是，这些政府行为比市场解决方式更加高效，虽然并不尽完善。确定了这些之后，才能推行适当的方法。”

　　那时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还存在一种不确定的假想，即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需要的一些技术，只有通过政府协调行动和行政管理行为才能获得；与以“复制”和“浪费”为特征的竞争性市场相比较，通过中央集权能够更加高效地发展这些技术。

　　在这一阶段，关于美国主导地位的担忧始终影响着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美国市场的特征。美国在计算机和半导体行业遥遥领先的主要原因是，在二战后初期，当这些产业正处于成形阶段时，来自军事和太空探索项目的大量需求推动了该产业制造商的发展。

　　在民用航空领域，美国市场的规模以及大量具有竞争力的航空公司的存在，使得美国制造商拥有了欧洲同行不可比拟的一大优势。同样重要的，还有美国的扶持性政策和制度，包括能够给予刚成立的和处于初期阶段的公司启动资金的金融体系。另外一大优势便是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机构，包括军方，都鼓励新的市场参与者进入，而不是像欧洲那样依赖于大型的、历史悠久的公司。

　　美国的成功与产业或技术政策无关。“历史上，美国的技术‘政策’是从不同领域中旨在促成各联邦机构完成其职能的、协调松散且往往不一致的决策中产生的。这些政策产生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任何的全面经济战略。”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并没有试图对广泛的民用技术进行规划或协调。反之，那些进行了规划和协调的领域，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好在美国在错误发生后通常能够快速地承认并纠正错误。比如，最初为了对抗欧洲协和飞机实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项目，美国于1971年撤销了对其的资金投入，终止了该项目。

　　如果欧洲政府将对于美国企业规模的关注，更多地转移到美国企业运营所处的制度框架上来，欧洲政府可能会做的更好。在这一阶段即将结束之时，另一个模式开始吸引着欧洲政府的兴趣。

　　日本的崛起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的经济奇迹源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随后，像索尼和丰田这样的公司攻入了西方市场，引起了欧洲国家对于日本“精益生产”、“持续改进”、“即时供应体系”等企业管理方法的关注。在缩小同美国生产率差距的过程中，日本制定了一种避免重蹈英法覆辙的产业政策。

　　比如在计算机领域，日本政府并没有打造单一的国家级领军企业，而是鼓励行业中已建立的企业在竞争之前的研究环节进行紧密合作，但在进入市场后则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政策被认为是“有调控的竞争（controlled competition）”，最早出现在二战前的电信企业竞争中。在1945年后，“有调控的竞争”被应用于其他高技术产业。

　　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一部分效仿日本）的发展经验，都说明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执行的产业政策，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根源。东亚模式——特别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独特之处在于都将扩大出口作为一个目标，同时也作为衡量公司是否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的标准。

　　在欧洲，政府倾向于继续支持他们的国家级领军企业，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变得具有竞争力。但这些支持政策却没有根据他们的业绩表现而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产业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日本模式具备的优势，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产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举措。

三、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欧洲硬化症”这一术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许多欧洲国家面临着失业率上升和高通胀的困境，迫切需要新的政策来为欧洲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由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派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低通胀政策转变。由于战后早期对产业进行直接干预的微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令人失望，所以欧洲国家政府转向依赖竞争的市场。

　　在欧洲层面，关于如何组织经济的思路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旨在废除货物和资本跨界移动壁垒的举措。在推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的同时，对于欧洲产业政策的兴趣又开始复苏了。

　　由于没有消除对美国“技术鸿沟”的顾虑，而日本已经演变出了一种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模式，因此欧洲国家政府认为可以效仿日本模式。特别是在高技术行业，欧洲认为日本式的公司间合作模式能够使欧洲产业重振失去的市场领地。

　　对于日本模式的崇尚并不仅仅只是在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十分担忧曾经一些由美国公司主导的行业遭到日本企业的入侵，他们认为要避免高技术部门的持续下滑，效仿日本模式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关键的。1987年，美国国防部同意为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即Sematech）拨款，希望通过合作研究来开发尖端技术，从而使其领先于日本。

　　然而，Sematech却并没有实现其赞助方的愿望，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参与者对于研究计划的内容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该组织虽然依旧存在，但其职能主要转变为鼓励半导体生产商与设备供应商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美国半导体行业后来的复苏与公司间合作及联邦政府的支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对于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否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停滞减少了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模式的崇拜程度。其他国家将关注度重新转移到美国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国企业采用信息技术领域最新技术（如互联网）的速度加快，美国的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欧洲在经历了很长一段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的时期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又开始扩大。美国的成功似乎不能归功于IBM和General Motor等国家级领军企业，而应该归功于美国鼓励新技术研发的制度和政策。此外，其资源能够快速地从经济的低增长部门调配至高增长部门也功不可没。

　　尽管对于“新经济”热情的过度高涨导致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但这并没有减少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未到来之前，美国在高增长、高技术行业的领先地位无可置疑，这促使欧洲政府始终试图按照美国的路线对自身的制度进行改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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