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德国

　　与法国和英国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经济政策并未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缓慢且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引发对体制僵化的担忧。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对工业的优化调整。随后发生了东西德统一，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但是给西德经济施加沉重的负担。

　　在合并后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经济增速再次下滑，而且到1997年，失业人口已经进一步增至450万人，超过总劳动力的11%。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国外，流行着观点，认为德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管过严，而先前强调的竞争被保护和补贴的趋势弱化，计划经济压倒了市场经济。

　　德国工业装备落后，导致新技术根本无法应用，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而很明显这两大领域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其他诸如汽车、机械制造等构成德国主要出口的产业。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德国存在很强的惯性，造成金融、人力资源由传统工业向高技术部门转移非常困难。

　　政府研究部最初主要支持如西门子和AEG等已经成立的信息技术公司，并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例如，在半导体行业，政府补贴主要针对的是西门子公司，但在开发更小、功能更强的装置方面，西门子仍然无法和日本的制造商相抗衡。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西门子和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共同研发一百万比特芯片，该产品能够存储100万字节的信息。

　　随后，法意合资的SGS-Thomson公司加入这项合作。合作的存在并未阻止西门子和东芝以及之后的IBM进行谈判，并获得独立的半导体专利使用权。尽管这些决定在德国饱受争议，西门子相信和全球最大的生产商形成联盟对于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计算机领域，封闭操作系统向开放操作系统的转变推动产业转型。Nixdorf由于对这些变化反应迟缓，其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并于1990年被西门子收购。对西门子而言，已经在主框架计算机的研发上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一些进展是和富士通合作实现的），并且在德国市场上扩股。在收购Nixdorf之后，这一扩张的集团——Siemens Nixdorf信息系统成为欧洲最大的企业，并拥有计算机制造商。但是，该集团仍然面临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将两种互不相容的业务融合，同时逐步适应个人电脑的发展趋势。

　　德国企业缺乏的是创业精神，而在美国这是发展的动力源泉。Nixdorf曾是一个例外，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企业，如SAP——一家由前IBM工程师创立的软件公司等等。SAP在企业资源软件领域找到了一个盈利机会，并最终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供应商，尽管其增长要慢于美国的微软公司。

　　1988年，SAP在德国股票市场上市，相比于微软198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要晚的多。由于缺乏配套的体制机制，如愿意支持年轻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及允许投资者在早期阶段退出等，在德国创立并发展这类企业比美国要难得多。

　　同样的障碍也阻碍了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一领域于20世纪70年代被BMFT锁定，而且联邦政府对生物科技研究的支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急速增长，但德国企业的表现仍然很差，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特色的生物科技公司，而这些公司是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BMFT的直接投资并不能弥补配套体制机制以及相关政策的缺位，而这些是美国生物科技产业成功的重要要素。

　　德国有一个产业确实在政府慷慨的补贴之下实现进步，那就是航空业。正如前文所述，一批德国飞行器生产商联合起来成立了德国空客。1989年，这些公司和Dornier一起被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公司收购，但并购遭到卡特尔办公室的发对。不过，对持有部分股份的联邦政府而言，这一行动是有吸引力的，因为通过将航空航天产业的资产注入一家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能够逐步降低政府补贴的规模。

　　航空航天产业是一个例外，主要因为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力支持。其他高科技产业仍然发展滞后，并且基于政府和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国内出现了向日本的产业政策学习的诉求。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进入长期滞涨，日本模式不再流行。相反，对美国的关注开始增加。

　　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政策制定者被美国企业利用网络创造的机遇大获成功所深深打动。很明显，如果德国想在新经济领域追赶美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特别是针对资本市场的改革。美式创业精神很难传播，除非企业家能够从风险资本投资者中获得资金，且风险投资者能够通过公司上市实现退出。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段，政府采取两个步骤激发消费者对股权的兴趣。其中之一是在1996年，德国电信实现私有化；另一个是在1997年建立Neuer Markt——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的分市场，专门用于吸引需要权益资金的初创企业。

　　这些行动最初是为了适应欧盟委员会开放欧洲电信市场的努力方向，私有化对于将政府持有的垄断的电信企业转化为灵活的竞争者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股东持有的公司，德国电信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并购，或与全球最大的跨国电信企业组成联盟。但是，将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同样意味着鼓励分散持股。德国电信上市是欧洲企业上市中规模最大的，将近200万德国人认购了股票，包括40万此前从未涉足股票的人群。

　　Neuer Markt最初希望效仿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从而帮助初创公司。这一市场起步发展缓慢，1997年仅有12家企业IPO上市，但是增速很快，诸如Mobilcom等企业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1999年，在其繁荣鼎盛的时候，超过130家的企业成功上市。

　　在此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行动来改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环境。1995年，德国研究部启动了BioRegio竞争项目，以鼓励当地生物技术企业增加相互交流，帮助科学家树立创业意识，其目的是使得德国发展滞后的生物技术产业加速发展，超过英国的竞争者，成为欧洲的领军企业。

　　2000年早些时候，有评论家将这些行动视为技术政策的新形式。联邦政府扮演了领导者角色，负责生物技术和风险资本等的转型。毫无疑问，生物技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推升了人们的收益预期。尽管所有的股票交易受到股价大跌的影响，Neuer Markt所受冲击最大，并于2002年底关闭。

　　在某些德国观察家看来，Neuer Mark关门的原因在于德国企业系统没能向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风险资本借贷，而这在美国非常盛行。根据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晚期，存在某种越轨的情况。

　　1997年之前，德国经济处在均衡之中，投资者和雇员都是低风险的类型。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风险资本规模迅速扩张。高技术企业在Neuer Markt IPO上市的浪潮的兴起，主要在于风险资本规模的膨胀。自2001年以来，风险资本的供给规模显著萎缩，和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相当。

　　即使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德国电信的上市以及Neuer Mark的建立仍然具有合理性。德国企业系统需要逐步向美国模式转变，并且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单纯依赖西门子、Bayer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企业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找到一种适宜的方式，为德国的产业注入企业家活力。

　　与此同时，德国一些企业巨头越来越不愿意将自身财力大手笔投入到没有足够回报前景的高科技企业。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德国股权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主要外国投资者，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德国大公司的重要股东。

　　这恰逢德国公司和其国内银行间关系松动，以及部分解除交叉持股进而隔离股东压力的时候。德国企业经理人发现投资者最感兴趣的是股东价值，而股东价值这一概念先前在德国业界几乎无人知晓。英美股东对于许多集团通过使用效益好的业务的利润补贴效益差的业务的做法极为不满。

　　西门子就是这样一个集团，其坚持亏损业务的做法遭到投资分析师的抨击。虽然当时半导体业务不赚钱，但西门子公司还是下定决心在半导体领域投资，公司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研发的半导体，作为一家大型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厂商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1991年，英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分析师就对西门子利多富（Nixdorf） 电脑业务持怀疑态度。虽然当时西门子利多富（Nixdorf）在德国地位显赫，而在他国业务份额却很少。尽管20世纪90年代西门子在上述两个领域在持续的投资，但是在90年代末，西门子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两个部门。其中，半导体部门被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英飞凌（Infineon），西门子利多富（Nixdorf）与富士通(Fujitsu)成立了合资公司。

　　西门子公司的重组是德国企业剥离业绩不佳的子公司的众多案例之一，其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者。此时，德国商业正在效仿美国模式，但仍然缺乏其他倍受推崇的美国商业体系特征——高科技产业领域里快速成长的创业型企业。

　　OECD在2004年发布了《德国经济》报告。报告指出，在德国高科技领域，新进入者数量较低。2003年，Neuer Markt 证券交易所成长型技术企业交易版关停，对创投行业是一个打击。

　　欧洲委员会后来研究认为，德国的创新能力需要加强。德国最主要的弱点在于两点，一是德国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大公司；二是这些企业大都致力于精简优化和降低成本，而非开发和推出新产品。中小企业明显落后于行业领跑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小企业所处地位已经明显减弱。它们获得风险投资的制约最严重，特别是在Neuer Markt关闭之后。

　　作为上述问题的回应，2006年，德国教育和科研部推出了号称德国第一战略的《高技术战略》，这一战略定位为“第一个国家战略，旨在展示德国如何变成并且保持在最先进技术领域全球的领先者”。这一战略的实施伴随着政府对R＆D支出的增加。同时，德国政府成立了科技创新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评估，并为政策变动提出建议。该委员会于2008年发布了首份报告，指出德国在新技术领域持续滞后。“新价值创造的驱动力来自于新企业。然而，德国在尖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涌现新公司的驱动力没有显现的迹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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