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党反对TTIP谈判的30个理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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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7月11日 | 点击(1805)

  译自:2014年6月4日【欧盟】ttip2014.eu
  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丁咚、黄婧、郭成龙

  TTI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谈判)涉及诸多领域,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欧洲绿党对TTIP的一系列谈判持反对意见,自有他们的道理。以下就是他们的30个理由:

1、谈判焦点无关贸易

  在传统的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双方或多方都将焦点集中在如何减免或取消关税等方面,但鉴于美欧双方之间的关税税率已经非常低,关税不再是欧盟和美国此次谈判的主要问题。双方主要的议题是如何去除“非关税贸易壁垒”(NTBs),但绿党认为,去除双方的基本标准在各方面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2、会议议程被少数人掌控

  在大西洋两岸,部分利害关系人已经说服了很多世界上知名的跨国公司。公司欧洲观察(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商界团体或代表占据了出席会议人数比重的93%;而在华盛顿,行业寡头也占据了贸易咨询系统85%左右的席位。对他们而言,同利益相比,对环境风险、工人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3、谈判议程高度保密

  历时一年的谈判,仅有极少部分的欧盟委员会技术官员知晓谈判的内容。民众普遍呼吁,希望能够知晓更多有关谈判的内容,增加谈判透明度。但事实上,欧洲理事会和欧盟议会也都被排斥在谈判议程以外,这当然也包括美国国会和参议院。欧盟原先的立场,是只有理事会、国际商标协会委员会,以及少数在欧洲议会的其他委员会的主席成员才能接触到谈判文本。而与之相对应的,没有人知道美国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为了让整个谈判过程变得更不透明,一旦双方开始编写联合提案的最终文本,就更不希望欧盟机构过多干预整个过程。事实上,只有十几个欧盟议会的议员将有幸参与这一过程,但不允许他们做记录或是同公众分享。

4、承接第三问,民众对TTIP应有知情权

  显而易见,欧盟议会和美国国会,以及双方的民众都被谈判方蒙在了鼓里。如果TTIP谈判致使已经遵循了几十年的规定发生了改变,那么议会,以及公民需要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增加谈判的透明度是尤为必要的。美国方面也是如此。最近,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话说:“已经有很多人不止一次表示,谈判必须是秘密的,一旦美国人民知道真实的情况,民众都会反对的。”

5、现有经济数据不够真实:

  谈判的支持者们还在继续引用TTIP委员会向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提供的评估报告中那些失真的数据。报告称,欧盟一年内可从中受益1190亿欧元,每个欧盟家庭能增加545欧元的收益。

  然而,CEPR的研究也表明,这种收益直到2027年以后才能实现。而且,当一个综合性的协定全面达成的时候,就意味着有近一半的“非关税壁垒”都将被取消,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经济学家似乎更愿意相信,政治领导人夸大了TTIP的作用,TTIP仅可能会让欧盟的GDP增长0.05个百分点。因此,应对TTIP的数据报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6、对于就业的承诺存在水分

  欧盟正在竭尽所能,寻找解决当前就业危机的办法。在十年内,TTIP的作用不会立竿见影,但“能够解答全欧洲的问题”这一说法,还是有过分吹嘘之嫌。此外,这笔交易很可能会从根本上转变全球贸易的方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地区的现有就业岗位,也不能保证这种影响永远都是积极的。

  该委员会的评估影响报告谈到美国和欧盟的未来贸易关系时承认,TTIP会给欧洲工人的现有工作带来实质性的动摇,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些产业领域势必要裁员,但被裁的工人能否在不断扩张的产业领域中再就业却是个未知数。”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贝克谈到,“这就好比是场交易,既能让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4或0.5个百分点,又可以为大西洋两岸的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增量是按每年增加0.03个百分点……此外,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增长效应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7、投资者频繁起诉,政府立法能力被削弱

  根据投资者保护章节的规定,当一个国家制定了可能会影响投资的新法规,投资者同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允许投资者可就其未来的损失起诉该国。ISDS(投资者—国家争端条款)被外界抨击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司法体系,其中就包括条款本身是否公平,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一系列问题。

  该争端条款的制定,表明了无论是政府、民间还是国有制企业,都可同投资者在这样的国际法庭上对峙。该机制是给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域内经营的跨国公司设计的,而在实践中,有些跨国公司已经就环境、健康和安全领域的监管等问题起诉了部分国家。

  美国和欧盟在对方地区经营的公司约为75,000家,这让很多人相信,在TTIP的框架下,ISDS诉讼会越来越多,导致政府的立法能力被削弱。

  比较有影响的案例有:

  1.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针对乌拉圭政府提出的公共卫生条例提起诉讼。
  2. 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针对德国政府逐步取消核电的政策提起诉讼。
  3. 孤松资源公司针对加拿大暂停使用液压破碎法提起诉讼。

8、承第七问,放任企业干预未来立法几率加大

  TTIP还设想成立一个监管合作委员会,允许及早介入美国和欧盟监管机构相互规则的制定过程。据2013年12月公司欧洲观察披露的文件透露,美国和欧盟的商业团体为构建委员会已经奔走了多年。绿党对此发出警告,认为一旦监管合作委员会成立,企业就可以借此游说,提前介入监管机构规则的制定,对决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在此之前,企业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讨论,通过自己的行为左右法律,进而会影响社会、环境和消费标准。

9、谈判趋于形式化

  双方谈判人员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发现了一些所谓的“挑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谈判中许多极具争议的部分,直到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却都可以置之不理。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希望TTIP应是一份“活生生的协议”,以便提升制度的兼容性,并加速全球方法的发展。

  实际上,一旦公众不再热心于关注TTIP谈判,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可以被放到后面的议题当中去解决。但一份“活生生的协议”却意味着新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影响一个正在进行的谈判议程,而不需要重新进行谈判。

10、谈判威胁到政府做决定的权利

  无论是通过ISDS立法,使监管合作委员会提前介入监管机构规则的制定,还是按照谈判计划,对条例不断地进行修正,TTIP都将不可避免地对各国的公共立法权产生“冷却效果”。但显然,国际贸易协定不应超越国家民主决策的权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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