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美国】http://blogs.piie.com/
　　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丁咚、徐程锦

　　2014年7月31日，由于印度等国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最终未能按照巴厘岛部长级会议设定的截止日期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议定书，这就意味着《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批准和实施程序被无限期推迟，巴厘岛成果处于夭折边缘。

　　这不由得让人对WTO贸易谈判机制能否正常运转产生疑虑，直接影响到WTO多哈回合进程的存续。

事件回顾

　　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达成了旨在建立更为快捷、高效的货物通关程序、加速全球贸易的《贸易便利化协议》（TFA），打破了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十多年的僵局。

　　然而，印度方面却发出威胁，阻止该协议生效，除非其农产品政策可以豁免于多边监督。印度此次在农业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但它抵制《贸易便利化协定》（TFA）的策略却很可能起到反作用。

印度的目标：保留当前的农业政策

　　事实上，印度关注的并不是TFA协定本身。

　　印度方面一直试图避免贸易伙伴挑战其对大米和小麦提供的价格扶持，而这种价格扶持据说已经或可能违反了印度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下的义务。

　　在WTO建立时，印度承诺限制对农民的国内补贴（被称为“综合支持量”即AMS）。它的贸易伙伴也希望印度做出限制任何潜在的以补贴价格出口过剩粮食储备的行为。问题在于，印度的政策结构同其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结构之间存在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一是世界农产品价格自2007年来急剧上涨；二是印度对国内补贴食品消费者做出的承诺大幅扩张。

　　印度的农业政策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过关税保护农民和通过公共分配体系补贴消费者，政府向农民仅提供少量的价格支持，这样的做法导致印度农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印度能效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直接为农民提供补贴，这样的做法显然更具效力，但补贴的款项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出，印度政府希望能避免这种支出。

　　实际上，乌拉圭回合肯定了这种方式，印度也恰好利用了这一方式——在不违反WTO义务的情况下，将大米关税提至70%-80%，将小麦关税提至100%。印度获得了以关税方式保护农民的广泛自主权。而在补贴方面，印度国内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补贴，致使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忽略了他们在ＷＴＯ规则下应承担的义务，将国内补贴的微量许可额度仅限为产出的10%。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则要承担更高的关税义务标准，享有更大的补贴自由度。发达国家的税率水平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降低36%。发达国家也有义务减少36%的出口补贴，但只需小幅减少20%的国内补贴，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空间为本国农民提供国内补贴支持。

　　自2007年以来，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焦点从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印度削减了关税，将大米和小麦的关税从30%-50%削减到几乎为零。与此同时，印度向农民提供最低支持价格，扩大食品消费安全网。印度的农业补贴额度随着食品补贴法案的出台，在2013年达到最高。

　　利用关税保护农民的方法被废弃了，因为继续维持高关税只会使食品消费的成本变得更高，政府补贴消费者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印度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种方式——即以大量的最低价格扶持的形式提供国内补贴，也使印度能为达到保护本国粮食安全的目的进行收储。

　　从政策结构上看，印度在几年前就开始比照发达国家制定本国农业政策。2007年食品价格的上升，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同生产相关的补贴自动减少，逐步转向对农民给予更直接的扶持，与生产脱钩，即所谓的“绿箱补贴”，这是符合WTO规定的。

　　但这种国内政策的转变，并未改变印度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从WTO的角度来看，印度处于一个奇怪的矛盾之中：WTO允许印度采取低效率的提高关税政策，但却不能采取“不太坏”的价格扶持政策。

　　其实，印度要走出困境，无非采用两种方式：改变现阶段国内政策，或者调整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必须看到，印度国内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太理想，食品补贴甚至是对贫困农民的收入扶持都应当逐渐被现金转移所取代（现金转移是与WTO相符的“绿箱补贴”）。但也要看到，改变需要时间，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为此花费了几十年。印度当然不希望过早地被迫转变国内政策，尽管这种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程度最低，印度有这样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此，印度试图改变在WTO的义务内容。印度农业贸易政策专家Ashok Gulati和Anwarul Hoda已向当局提出建议，要求WTO改变其测算国内补贴的方法，目的在于能给印度维持其现行政策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

　　这种思路很有价值，因为现在的补贴测算方法还是建立在三十多年前通行的国际价格基础之上的，这显然不太合理。测算方式的改变是可取的，但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印度的贸易伙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要求印度为这种调整付出相应回报。

　　为表达诚意，印度应从外部着手，提议改变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以减少国内政策的低效率和贸易扭曲，还应当提议限制其征收关税的能力，作为获得更大的但不是无限制的授予国内补贴自主权的要价。

　　在这之后，印度可能将会对富裕国家说：“我们的农业政策与你们的很相似，所以我们希望承担与你们相似的WTO义务。”印度可以进一步认为，义务结构对印度是不公平的，因为富裕国家有能力补贴农产品出口，而印度却不能。

　　印度的此项提案将会把一些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与目前的WTO义务相比，这些政策更加有效，扭曲程度更低。印度方面就可以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作为平衡，同时接受对其农业政策自主权（特别是关税）设定的新限制。

　　当然，需要制定关税和补贴新的最高水平或限制的具体细节，特别是确保国内补贴承诺不是无限制的。公平原则是此项提案基础的关键。

印度的策略：阻拦《贸易便利化协定》（TFA）

　　印度阻拦TFA是实现其农业目标的最佳方式吗？

　　截至7月31日，印度的所作所为确实为获取更广泛的农业谈判目标争得了一定筹码。

　　除了批评之声，印度阻拦TFA并不可能阻挡全球贸易发展的潮流，TFA的成效显然已经被极度夸大。海关行政管理改革是贸易便利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TFA协议的重要目的，但是TFA协议既没有充分动力，也没有推动这种在成员国内将会遭遇困难的改革。

　　印度被认为是反对TFA的始作俑者。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新政府正试图努力打造一个投资者和市场友好型国家的形象，并建设性参与国际事务。但阻碍TFA，将使其承担高昂的名誉成本。

　　印度还应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孤立地位。一个只能获得少数WTO成员支持的政策看起来是脆弱的，缺少合法性，并且似乎也难以成功。

　　如果印度继续反对TFA，并导致巴厘岛会议的努力付诸东流，无疑是对已经很脆弱的WTO体系的一个重大打击，印度将要为此承担大部分责任。对于被排除在由美国领导的TPP谈判所形成的亚太新兴贸易框架之外的印度等国家来说，一个脆弱的、权威削弱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成本将会更高。

　　所以，印度应当撤回其对TFA的反对，并与其他面临相似困境的国家一道，调整其在农业问题上的立场。印度应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以新立场和基于公平的原则说服其贸易伙伴，并在不久的将来在WTO框架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正如法国人所说的，以退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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