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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2015年12月4日【UNIDO】http://www.unido.org/
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蒋佳妮

　　编者按：2015年12月2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了2016年工业发展报告（IDR）。该年度报告名为《技术和创新在包容、可持续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旨在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技术变革驱动的结构转型，能在促进包容、可持续增长的同时避免环境恶化？随着工业界采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使用低碳和高能效技术，各国工业界对于人类有效遏制气候变暖的趋势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国大会刚刚结束，这次会议达成一项有意义的、雄心勃勃的新协议。该协议对于铸造“绿色”工业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摘编了工发组织报告中有关绿色工业转型和绿色技术应用的相关要点，供参考。

一、走向更加绿色的结构转换

在发展绿色工业的过程中，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改善工业的环境可持续性有时需要采用这样一些技术，它们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收益率会不断增加。

　　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那些碳排放强度（定义为温室气体排放量/GDP的比）最低的国家。1960年至2011年间，世界人均GDP在增加，而碳排放强度在降低（图1）。尽管这一时期环境有益技术也在变革，但这种变革并不足以将污染从经济增长中略去。即使存在市场推动力激励环境改善，这种推动力的效果仍不足以稳定甚至减少排放和一般的环境污染。

为环境可持续而为的技术变革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运行——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构，其中均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权衡（图2）。

生产过程的变革

　　生产过程的变革是通过对自然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帮助企业取得更高的成本竞争力。在理想条件下，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投入与化石能源相当。一些可负担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产工序被重新设计，以尽量减少资源使用。废弃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但现在变成了通过材料回收或废物再生能源技术而循环利用的直接投入。只要具备条件，即环境技术生产商面对的相对价格能够产生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积极改变，上述变废为宝的转变就可能发生。诸如全球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或者污染治理成本大幅度降低，这样的转变仍未出现，但有证据显示，即便没有政策驱动，公司一般也会选择更高效的能源投入。

　　从中长期看，能源价格的增加是驱动环境有益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能促使公司投资于节能技术。公司一般会最小化成本投入，来实现最大化产出。对于更具创新性的行业，例如制造业，更容易受到利益驱动措施的影响。但是，能源价格短期内增加产生的是实际GDP的减少，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

　　1995年至2009年，全球排放量增加了29%，但制造业的排放量仅为16%。这一时期，制造业在四个指标方面出现了历史以来最低的增长，包括能源强度、排放强度，这代表了能源消耗的效率。能源效率也可以被解释为企业替换折旧资本的一般趋势。当公司要更换旧机器设备时，他们一般倾向于购买更先进的，通常是具有更高生产力的且没有额外的能源负担。

　　效率也促使公司投资于回收利用废弃物或材料的技术。将回收利用材料作为生产过程投入的意识在逐步增加。在过去的十年中，原材料的大幅涨价表明资源的稀缺，需要对资源进行更可持续的管理。所以，相比材料和废弃物的闲置或废弃，回收变得更具经济上的可行性，并且生产过程转变为一个循环过程，实现了经济上的“变废为宝”。

　　可再生能源目前还不具有价格上的竞争力，还需要逐步实现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才能得以实现。能源效率需要完成非常富有雄心的减排任务，这很可能大于当前自然的市场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能源效率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市场失灵，特别是缺乏信息或不完全的价格投入，也会影响可再生能源的采用。在这些情况下，政策会促使公司投入更有效率的化石能源或者采用更昂贵的可再生能源。

生产结构的转变

　　国家趋向于通过向广泛的减排行业全面过渡来实现工业化。低收入国家普遍显示出在低技术产业最高的增加值份额，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份额已经开始减少。中等收入国家显示出在中等技术产业最高的增加值份额，高收入国家则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最高的增加值份额。高技术行业的增加值份额一般会在所有的收入类别中体现出增加。

　　从低技术到高技术行业的自然过渡，伴随一种自然的污染趋势。最低的环境生产力（定义为增加值/污染率）与中等技术行业密切相关。中等技术行业，虽然与其他部门相比具有较低的减排价格，但也显示出在其他污染物上的最高的污染强度，这超过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也有较高的环境生产力——换言之，当他们产生一美元的增加值时，同时产生了较少的排放。面向高新技术的产业化部门减少了排放强度。简言之，一个自然的经济趋势有助于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

　　但是来源于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过渡阶段的环境保护的改善，并不足以将污染从经济增长中略去。各国需要加强行动来减少环境伤害，即使他们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与生产过程相关（环境有益型污染治理技术）。但是，非营利的方式驱动技术变革经常也是非常昂贵的。

　　减排成本的陡增/陡降是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阻碍了公司超越一个“自然逐利”追求激进的污染治理，也阻碍了各国采取排放上限政策。

　　中低收入国家尤其难以采用环境有益技术，因为采用该类技术的成本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改变排放量的测量方式会改变不同国家全球排放量贡献情况的对比图。这个问题对于全球主要污染问题而言特别复杂，例如温室气体排放（GHG），需要大量的紧急的国际层面的行动，因为变革需要远远超过市场可以通过利益最大化公司而促成的行动。

　　工业化国家还没有承诺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尽管这些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造成的。而且，在采用新的环境有益技术实现减排方面，也存在国家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实施减排政策的国家已经使用了低成本的减排方式，更进一步的减排行动需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公平和责任问题，是现在阻挠各国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最大阻力。因此，进一步的污染治理行动应当根据一个国家结构性变化所处的阶段有针对性地实施。

　　基于学习和知识转让合作措施的供应链已经受到了更多关注。这些供应链的绿化，有可能为涉及到所有利益参与方的生态创新协同方法的合作措施创造机会。越来越多的公司致力于更严格的方式来识别材料来源和提交认证计划，以确保不同材料的可持续供应。区域的国家支持体系能够提供特定知识的获取并能够帮助公司（特别是小公司）甚至发展中国家，引进和采用新技术，因此是十分重要的。

二、便利环境有益技术的采用

　　市场条件和市场组织方式在驱动/组织生态创新方面会产生作用。对新产品的需求和公司现有产品环境特征的进步，已经驱动了生态创新的采用和扩散。市场需求也已经在政策议程的发展中形成，其中定义了什么是消费者从产品和服务中期望的环境影响？公司会感兴趣减少污染的行动仅仅因为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市场外部性会阻碍他们利用市场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需要纠正偏见创造恰当的市场环境。

　　不同种类的监管措施会激发不同类型的创新。尽管监管标准会引发污染治理解决方案，环境管理系统或综合的监管体系也可以激励更清洁、能效更高的技术发展。对于高能效的生态创新和更清洁的技术，监管压力和成本节约似乎是最关键的。尽管可能为回收或回收到的产品内容、包装和其他生态设计设定标准，但经济手段阻止了市场失灵，例如与资源使用相关的环境影响的外部性。

　　国际协议也会驱动技术变革。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主要的问题是需要达成全球减排的协调性协议。通过新的环境有益技术的采用而进行的减排努力，在各国是存在差异的。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减排的国家已经使用了低成本的减排选择，进一步的减排行动将更加昂贵，公平和责任现在已经阻碍了国家达成全球的减排协议。因此，污染治理的每一种努力应当按照一国结构转变的阶段进行考虑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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