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国际经济法期刊（2015年第18期）
编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蒋佳妮 郭成龙
原文作者：Gary Clyde Hufbauer和Cathleen Cimino-Isaacs

　　【编者按】在当前WTO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及WTO在处理二十一世纪贸易问题方面总显滞后的背景下，TPP和TTIP两个巨型区域协定的推进在若干个领域都可能开创先例，并将毫无疑问地会影响WTO未来的格局，重塑多边贸易体系。如果WTO全体成员不能吸取教训、充分利用区域协定带来的改革新思路，WTO将进入无法阻挡的衰退当中，逐渐丧失其作为国家间贸易关系“公断人”的地位。为此，工信国际编译了Gary Clyde Hufbauer和Cathleen Cimino-Isaacs共同撰写的《TPP和TTIP将如何改变WTO体系？》，以飨读者。

三、投资问题

　　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于1947年签订时，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在这里制造，在那里销售”。如今，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新的贸易模式已经变成了“在许多地方制造，在全世界销售”。由于历史原因，《哈瓦那宪章》投资章节从未被纳入《关贸总协定》（GATT）。 直到今天，尽管世界直接投资显著扩张（目前为25万亿美元），这一主题也仅仅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中提及。

　　因此，WTO在规则方面远远落后于双边投资协定（BITs）、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巨型区域的标准，以容纳并约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WTO的约束既没有控制住个别国家勾结跨国公司（MNCs）而可能导致的伤害，也未能维持国有企业（SOEs）以吸引或保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需获得的份额。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目前在全世界的数量超过2800）通常会规定设立权、国民待遇、阻止投资的负面清单、遣返权以及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TPP和TTIP的投资章节仍有待观察，但他们可能会遵循已经约定的模式，例如，《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拿大-欧盟综合贸易和经济协议》（CETA）。

　　WTO（像其之前的《关贸总协定》一样）仅允许成员国以国家的身份提交争端，即使绝大多数情况会导致可能损害私有公司的实践。换句话说，国与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是WTO贸易争端的标准形式，不同于在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ISDS解决方式。面对这一差异，当存在替代的可能时，私有公司常常选择将ISDS案例提交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解决，而不是成为WTO项下的一个贸易案例。随着巨型区域的崛起，就当前ISDS体系的优点，公众和政治争论重新出现；然而，这一争论是否会导致通过TPP或TTIP对ISDS实践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变更，这仍然有待观察。考虑到这些观察结果，WTO2015年12月的部长级会议指出，WTO成员国应保持与巨型区域制定的步伐同步，并考虑进行磋商以形成多边投资框架协议（IFA），从而对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定加以补充（而非取代）。除其他事项外，IFA可能处理设立权、准入后国民待遇以及征用补偿（直接和间接），并且更加详细的定义“公平和公正待遇”的含义。此外，WTO可能提议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从世界银行转入WTO，并建立一个上诉机制以审核仲裁小组的决定——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缺少上诉机制正是目前争论中批评的焦点。

四、劳工权利

　　从2009年生效的《美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按照常规增加了一项义务，要求每个合作伙伴遵守ILO声明于1998年采纳的“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

　　(a)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协商权；
　　(b)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c)有效废除童工；以及
　　(d)消除雇佣和职业方面的歧视。

　　在TPP中，关于劳工权利的中心议题并非ILO声明的内容，而是如何执行这些义务。美国已经在其最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同意国与国之间进行磋商和争议解决，包括仲裁在内，可以采用一系列可能的措施，例如在出现违反或中止TPP利益时给予罚金，这需要受一定条件的制约。这些特点与以往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同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贸易协定中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这都反映了2007年国会民主党和白宫商定之两党5月10日协议所要求的语言，协议要求在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可实施的劳工承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在呼应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时敦促，TPP应通过仲裁机制加强劳工权利的实施，并且工会应有权将案件带入仲裁委员会。这似乎很不可能：美国及其TPP合作伙伴都不希望将ILO声明中四个广泛原则的解释权交给仲裁委员会。 同样，在TTIP谈判中也会再次出现这种消极的共识。各国拥有各自的法庭和行政管理小组实施劳工立法，并且坚决反对国际委员会介入这一敏感区域。

　　贸易和劳工标准问题早在1994年4月马拉喀什举行的《关贸总协定》（GATT）部长级会议开始便处于争议当中，然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这并不意外。 对于劳工权利是否是WTO磋商的一个适合主题，这一可能性被试探性地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首次WTO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然而几乎被发展中成员一致拒绝。 这些发展中国家担心的是，几乎所有WTO劳工协议都将会导致扰乱和贸易处罚。因此，在新加坡部长级声明中，尽管贸易部长们同意“重申关于遵守国际公认核心劳工标准的承诺”，然而他们却支持ILO作为处理劳工问题的当权机构。

　　后续旨在将劳工标准提上磋商议题的努力也遇到了同样的阻力，最明显的是在1999年西雅图举行的第三次WTO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这也是最接近达成建立劳工权利工作小组和最有争议的一次尝试。这些问题仍然存在，然而，如果TPP和TTIP按预期那样加入劳工章节，那么WTO似乎有可能在采纳ILO声明这一全体成员国共同愿望方面更进一步，然而其前提是国与国之间的磋商必须作为唯一的执行机制。

五、环境义务

　　在环境领域，没有什么等同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的精炼表述。多边环境协定（MEAs）在某些特定领域确实存在：例如，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于1973年签署，有80个成员国）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签署，有197个成员国）是两大主要协议，而另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关于捕鲸管制、湿地和南极海洋资源的协议。鉴于不同的国家对国际协议不同的承诺，以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保护环境的法律，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出发，美国在其自由贸易协定中，已经列出条款劝勉伙伴国政府“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

　　告诫听起来或许不算充分，但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条例为环保义务增加了有益因素，无论以上存在于MEAs或是国家法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执行条例包括对违反条例的客观评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磋商。类似劳工问题，近期美国与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在两党5月10日签署的协议条款的基础上断定：“自由贸易区环境义务将与我们的协议中的商业条款在相同的基础上执行——同样的补救措施、程序和制裁。此前，与贸易制裁相反，我们的环保争端的解决程序专注于使用罚款，并仅限于有效地执行环境法的义务”（USTR 2007）。” TPP可能会接受类似的做法。

　　无论哪些环境执法条款会被写入TPP和TTIP，此类条款似乎都不同于进入WTO的相关条款。然而，WTO成员国可能接受“执行自己的法律”的箴言，包括MEAs中提到的特别国家承诺。

　　此外，如果有雄心，WTO成员对于全球变暖的问题可能越过TPP和TTIP，去补充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在各国纷纷出台或考虑过的减缓和适应政策的选择中，有一些对贸易有影响。可以想象WTO成员国能够签署广泛的烟尘排放税和旨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其他措施。Hufbauer和Kim（2009）综述了长期关注与环境有关的边界调整及其与WTO法的兼容性，并探索了一个诸边协定或存在的能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必要豁免和适当政策的文本。 在E15时事短评上，维克多（2015）建议各国组成较小的谈判小组解决应对气候变化中进程缓慢和外交复杂的问题，其特征是12-15个少数国家的碳排放量相当于全球75%的排放量。 此外，维克多认为，这些团体可以效仿“有条件承诺的社团”成果模式，其体现在为WTO一些多边谈判打破僵局。

　　从中期来看，大约17个WTO成员国都选择了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多边谈判，以减少包括低碳能源技术和相关服务在内的环保产品的贸易障碍，这反过来将有助于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与之有关的碳排放量。 6个TPP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美国，连同中国和跨大西洋伙伴都参与了环境货物贸易协议（EGA）会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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